作者简介:
刘春田,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
内容提要:中国近现代百余年的历史,是一部民族觉醒和转变观念的历史。重建私权和发现知识产权是跨越世纪的伟大觉醒。创造是不同于劳动的人类活动,是比劳动更为深刻的人的本质,是劳动的指南。发现创造是决定未来的伟大觉醒。在“新经济”时代,与世界同行,是改革开放的升级版,是又一次伟大觉醒。
关 键 词:改革开放 “新经济”时代 觉醒 创造 劳动 价值 知识产权
前言
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
——[英]霍布豪斯
2018年12月18日,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觉醒,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醒悟、觉悟之意,是指由迷惑而明白,由模糊而认清,由错误而正确。觉醒就是对不理性的扬弃、摆脱、否定,是飞跃,是质变,是重生。没有否定就没有进步,没有对错误、蒙昧、偏见及其后果的反思,就无法放弃历史包袱,面向未来。“觉醒”二字意义深刻,“伟大觉醒”更是寓意非凡。“觉醒”客观、准确地总结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乃至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理论与实践。总书记的讲话代表了党中央的认知,把上述“伟大创造”“伟大革命”和“伟大飞跃”,作了极为精炼的概括和总结,把它们归功于“伟大觉醒”,足见“觉醒”的决定性作用。一言以蔽之,今天的变革都源于觉醒,正可谓:“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中国近现代百余年的历史,也可说是一部民族觉醒的历史,转变观念的历史。觉醒,让我们亲近理性,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道路和制度作出正确的选择。觉醒,让我们改革开放,重回**与社会发展的正轨。觉醒,让我们建立市场经济和法治,把落后的农业社会带进工业社会。觉醒,让我们改革财产制度(经济学上称作“产权制度”),构建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现代财产体系。觉醒,让我们选择创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健康道路。面对逝去的七十年,本文以“觉醒”和转变观念为主旨,以市场经济、私权重建、发现创造与知识产权为主线,诠释改革开放。
一、重建私权和发现知识产权是跨越世纪的伟大觉醒
财产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财富的创造、分配、交换和消费进行的。理性、稳定的财产秩序是一切经济得以发展,一切社会得以长治久安的基石。工业革命以来,依靠创新增长财富则是*影响的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则成为人类的新财富。
中国人关于新财富的觉醒与观念转变始于鸦片战争,跨越世纪。西方发端的技术革命和世界贸易实现了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世代更替。工业以其无可争议的**性披坚执锐、波及全球,打破了千年封闭的东方帝国,催生了中国早期知识产权意识的觉醒。“五口通商”后,西方技术、物产和贸易规则的进入,一方面,诱发了因关注西方坚船利炮而诱发的洋务运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对西方文化的观察和典章制度的兴趣,如福建人林氏在海外,用“以蠡观海”的态度描述了在美国观察到“应心得手,创一技便可成名(其俗不尚虚文,凡人能首创一艺足以利世,特加奖励)”的知识产权现象。太平天国时期的洪仁玕在研究西方专利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专利制度的系统设计。1898年,清王朝在“戊戌变法”中颁布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则是这一觉醒所孕育的标志性成果。在清朝覆灭前夕,又先后颁布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和《大清著作权律》,完成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设计。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但是,旧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农业社会,**没有统一。即便在知识界的努力下帮助制定了较为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但是囿于**、社会、国民的历史状况,知识产权制度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七十年来,我国在财产制度建设中却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十年动乱,我国付出沉重代价,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结束,激发全民族的认真反思、痛定思痛、幡然醒悟,我们开始转变。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们在不断地觉醒、不断地转变中不断地探索,“摸着石头过河”,走过了艰辛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观。理性积淀,对四十年道路历经的风雨和是非作一个勾画,呈现出一条思想觉醒、观念转变的历史脉络。逻辑清晰,大道至简。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我们的理想中,**是全体国民的物质共同体和精神家园。人们普遍受的教育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曾经经历的那种贫穷、落后、窘迫,是否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还有无其他方案、其他模式。中国人在贫穷、落后的现实与全盘公有制天经地义社会主义理念的冲突面前,纠结多年。一方面,九亿农民养活不了一亿城市居民,几亿人民不得温饱;另一方面,我们又纠结于僵化的意识形态,死扛硬挺,把所谓“姓资姓社”当作头等是非,“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间,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语,石破天惊,让国民的思想冲破牢笼,引发了中国国民的伟大觉醒,成就了我国社会持续四十年的伟大转变。
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之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是纲、是本、是主要矛盾、是普世价值。我们却长期本末倒置,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发展经济的任务说成是目、是末、是次要矛盾,甚至可有可无。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大道至简,体现了在中国社会历经多年的艰苦摸索之后,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文革”中“处江湖之远”的思考和改革决心,这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国策**精要的诠释和强力的支撑。这在当年,可谓振聋发聩,让国人打破了对“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教条式基本经济规律的盲目崇信,**终放弃了多年来舍本逐末的“计划经济”,开启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
第三,改革开放。运动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开放是生命发展的基本条件。对外、对内都是如此。明末清初,我国的闭海政策使她与世界隔绝,错失工业革命的历史良机,造成了与西方跨越“时代”的差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初三十年,由于外部世界的“封锁”,由于我们自身的失误,屡失发展良机,加大了这一差距。对内,由计划体制制约下的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国民个体法律地位不张,读书、求职、创业,甚至居家、旅行、谈情说爱、婚丧嫁娶等本属于市民社会的私人事务,一般都要受到公权力的干预和支配。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购买机票还须出具县团级以上人事部门的介绍信。这种体制下,社会及个体的基本物质资源、知识资源、劳动资源、智力资源等,因超经济力量的条条块块管控而被封闭、隔绝、束缚、窒息,无法实现基于经济规律的自由配置,难以形成生产力。开放,就是为社会、为个体开辟合理的发展空间,给生产力“松绑”,给经济社会发展以活力。开放,就是开放由公权力控制的本属于社会、个体的生存发展权利。开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计划体制休戚相关的陈规旧制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2014年9月11日李克强在考察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时,看到简政放权后,只要一枚公章,就取代了过去109枚公章的权限,这是一个巨变。在他的见证下,109枚公章被**封存。他拿起一枚作废的公章说,这章做得多结实啊,不知曾经束缚了多少人!此时,距离改革开放“元年”已历时35年。一个小小的城市新区,为了审查批准民商事主体某些经营行为权限,要设109个机构,还要规定一道道繁琐的程序,配备一众人员建立部门和办公场所,这支“大军”不但自己不创造财富,空耗社会财富,反过来还为社会、为他人创造财富设置关卡。这种情况在全国普遍存在,**一项,如果算一笔账,全国会浪费多少财富!因此,开放的内容之一,就是对资源控制权的开放。为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了发展生产力,应当尽可能把更多的资源投放到市场上,给个体、社会更多的自由,任市场主体更大范围地选择,更自由地配置。不难想象,改革开放还蕴藏着解放生产力的多少潜能。